韩少功：下海闯海南，退休回湖南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作家韩少功的口述，讲述他下海闯海南办《海南纪实》《天涯》的经历及退休后回湖南的生活状态。

韩少功近照

在中国的作家里，韩少功是个少见的行动主义者。他本是长沙城里人，年轻时下乡做知青当农民。

1988年，35岁的韩少功离开长沙，携家带口，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他放弃了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的仕途，放弃了湖南作协稳定、安逸的工作，确立刚刚成立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海南作协。

2001年，韩少功辞去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回到湖南，在插队的汨罗县偏远山区，依山傍水而居，过起了养鸡种田的生活。

他奔波在湖南和海南之间，天气暖和的日子，呆在湖南乡下，浇水种菜，天气寒冷就回海南，读书写作。

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作家蒋子丹感叹说，“我认识韩少功差不多40年，亲眼见证了他从小韩变成了如今的老韩。他的人生修改过程，是我目力所及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达到的成功过程。”

蒋子丹认为，韩少功的成功，不是官职高低，多大名气，赚了多少钱，而是韩少功活得纯粹，坚持理想，不忘初心，活得安稳，人生有定力，精神世界一直是热血青年，没有被外在世界改变。

“就回湖南下乡盖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听多少作家朋友兴致大发地宣讲过，但真去农村盖了房子去过日子的人很少，而且没虚度这些日子的人，更绝无仅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流水般的刚毅和柔韧，朝着预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行，最后抵达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不成功，谁人可称成功？”

2016年7月，作者对韩少功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讲述他的人生过往。

跨越过海闯海南

1988年，我离开长沙，一家三口，女儿那个时候才８岁，去了刚刚成立的海南。

我和老婆、丫头，带着被褥、脸盆、热水瓶，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其实那个时候，老婆连工作都没有，还没有找到接受单位。大年初三那天，我们坐船到了海口秀英港码头。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我喜欢海南。之前，我们参加《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就被这里蓝天白云大海所吸引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我对海南的印象：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

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我回长沙不久，听说海南特区即将成立，将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我就心动了，便鼓动叶蔚林等朋友一起前来创业。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我29岁的时候，就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先后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也是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第三梯队”接班人选。如果留在长沙，按部就班，再等几年，前途会很光明。

而当时的海南，一穷二白，刚刚建省，人多工作机会少。没有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旅游业没有起来，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农业。我把工作关系落在了海南作协筹备组，但当时机构没有编制，办公室只有8平米，还是借的省文联的，一家人暂时借住在姐姐家。

合伙办《海南纪实》

我带到海南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当时，正值文学低谷，文学杂志稿费低，图书发行量也少。为了谋生，我和几个湖南去的朋友，找了一个刊号，办了一份杂志《海南纪实》。开始，我们想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的杂志，但最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

我们当时野心很大。在我们的规划里，《海南纪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等等，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

办杂志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和张新奇、林岗、蒋子丹等几个朋友一起弄的。当时编辑部是租的，在海府路的省干休所内，就一间小房子，两张办公桌。

此前，我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当过四年的编辑。办杂志，也算是熟门熟路。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我们把《海南纪实》杂志的办刊方向定为新闻刊物，主打新闻时事和纪实文学。

办杂志，热点稿是“大菜”，还有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观察解析，加上几个页码的彩色新闻图片，很快，凭着内部的样刊，在全国书刊批发市场跑了一圈，第一期杂志印刷了60万册，在期刊市场上一炮而红。

《海南纪实》一成立就是公司化，股份化运作，几个员工，责权分明，待遇和个人劳动付出挂钩。高劳动付出和高收入挂钩，点燃了杂志员工的热情，杂志发行人员像打了鸡血，在全国各地出差推销杂志。

我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并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我们的第四条规定：“杂志社蔑视和坚决革除旧式‘大锅饭’的寄生性，所有成员必须辞去原有公职，或留职停薪，或将公薪全部上交杂志社，参加风险共担的集体承包，以利振奋精神专心致志，保证事业的成功。除特殊情况经主编同意外，任何人不为其他单位兼任实职。”

很快，我们的杂志就成为畅销期刊。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50元和100元的，最高面额是10元，发行工作人员用大麻袋装钱。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

当时我们去税务局交税，当地税务局说从未从报刊征过税，不知如何办。我怕风险，让我们的财会参照当时的标准，交了几十万税款。杂志发行量破百万赚钱后，因为利益分配，也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1989年，才办了一年的《海南纪实》，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缘故，最终停刊。

我当时有点沮丧，但也不悲伤，就回家写小说去了。办杂志也累，花时间很多，压力也很大。

我回到了作协，当专业作家，写了一些散文，就是《夜行者梦语》《心想》《完美的假定》《南方的自由》《海念》《为什么还要写作》等文章，在小说之外，开辟了一条道路。

当主席办《天涯》

1995年，我在家里写《马桥词典》，即将修改完成。

那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主管负责人找我几番谈话，让我接任主席。我不想当官。做行政管理不是我兴趣所在，也没这种才华。拖了一年多，上级领导找我谈几次，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接手。

当时，海南作协一穷二白，就十几个人。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办一份好杂志是最有意义的项目，其他的工作都应该为这个实体服务，否则作协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

当时全国的文学类杂志很多，省、地、县都有文学杂志，普遍情况不太好，除了几本好杂志发行量好一点，其它的杂志发行量就是一万以下，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基本上靠国家养着，半死不活的。

当时《天涯》没有影响，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我们当时查了一下账，每期大概也就一两千份，而且大部分是关在仓库里。面对这种困境，杂志怎么死里求生，只能改版。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英文里的“writer”，指的写作人，不光是作家。我们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我们也突破“作家”固有概念，凡是写作的人都是“作家”。这样，我们就发现“作家”，其实不是指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包含了所有拿笔写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很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慢慢地成为了我们的作者。

我们把一些学者和作家放到一起，就诞生了“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我们希望展示作家真实的思想和真知灼见，不管是随笔杂文，专访对话、会议纪要，只要有品有料就行。

另外，我们把一些来自社会上普通人的写作，他们日常的文体，比方书信、日记，放到一起，就有了“民间语文”这个栏目，文学并不是文人的事情，老百姓生活里日记、书信、便条，同样是文学宝贵的一部分。再加上小说、散文、诗歌，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天涯》成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1995年底，改版后的第一期《天涯》上市。这一期，有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等人的作品集体亮相，社会上的反响还不错。

《天涯》杂志改版第一期的征订单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

《天涯》之所以引发知识界的关注，就在于杂志的面貌和定位。海南是很偏远的一个角落，但你的眼光要盯向全国，乃至全球。你关注的问题，是脚踏实地，是全社会普遍感受到的问题，就会找到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

那时候的作协，不是什么参照公务员的管理，是一个面目很模糊的机构，是企业还是社团，还是事业单位，模糊不清。我们当时在体制上也做了一些改进，每个季度，做一次内部的民主考评，无记名互相打分，根据得分多少，与每个人奖金、级别晋升挂钩，让大家把工作做好。

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办《天涯》的，从租房子，到筹集杂志的印刷经费，到全国去跑发行渠道，找邮局，跑民营书店代销杂志，利用到各地开会的机会，去书店和代销地收账。什么都靠自己，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做，杂志就是这样慢慢做出来的。

《天涯》改版两年，就成为全国著名杂志，在读书界赢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

退休回湖南种菜

人年纪大了，就越活越简单，越来越安静，不喜欢热闹喧嚣的场所。

2000年,我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和妻子一起，回到当年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插队的湖南汨罗农村。读书、写作、种菜，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在那里一直住到现在。

我是长沙人，父母都是职工，城市人。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地方在湖南汨罗天井茶场，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20公里。

我现在记得当时的插队生活：每天一大早，大喇叭一喊，就要早起集合，和农民一起去黄土地里干活，除了中午吃饭时间外，上午下午都在干活，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每天都是疲惫不堪，坐着都能入睡。

到农村生活，有些人不一定合适。农村生活条件还是蛮苛刻，比如家里有老人或自己要经常去医院看病，不方便；如果要有孩子上学，也不合适。我搬到汨罗的时候，孩子已经读大学，独立了，也没有老人需要照顾。

我家坐落在一处三面环水的水库边。房子是两层小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片荒地，自己找当地农村施工队盖房，入乡随俗，盖成与农民老房子，红砖墙、黑瓦、木头门窗。屋里的家具，都原生态的，树皮没有刨去。

院子里搭起了架子，还种了杨梅树、橘树,也有黄瓜。读书写作累了，就穿上胶鞋，开荒种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自己去当地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挑粪浇水施肥。蔬菜长虫了，戴上老花镜，用手捉虫子，然后养鸡、喂鸭。

我现在半年在湖南乡下，半年在海口家里。我在乡下也上网、打电话、读报纸，和外界联系。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把这些吵着要吃的家伙侍候好。白天遇到干旱或渍涝，就得常常挑着粪桶泼菜，施肥。有时地上没有太多的事，或者天下雨没法上地，我就可以整整一天，在家读书写作。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上富裕了，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好太多了。当然，也有问题：当年的乡村社会结构也趋于解体，青年人大都出外打工，村里缺乏活力，乡村文化处于凋敝中。

最先几年，住在乡下，地方又偏僻，也担心安全。当地有几个小混混，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便警告说，别人家你们去得，但韩嗲（村里人称韩少功为韩嗲）家你们绝对不准去。我这里就非常安宁了。

有些贫困镇，就应该去想办法帮帮忙。比如我们那里有几个村的基本设施不行，很多地方都不通路。这十多年，我想了很多办法帮他们找扶贫单位，把基本建设搞好，当时农民就很高兴。

村民们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不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都会说给我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

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我老婆对种菜、养鸡、栽花弄草什么都非常有兴趣，夏天也下水游泳，八景水库的水好得不得了。当地农民问我，为啥这么喜欢游泳，我回答，在城里游泳价格贵，水质堪忧，水库游泳又不花钱，游一次就赚一次，感觉好得不得了。

除了水库里的水质好以外，我们生活用水更好，从对面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清凉甘甜，城里的水简直没法比。我们在这里种菜、种树、养鸡，旱了要抗旱，涝了要排涝，经常忙不过来。

农村的经济发展快，现在很多农民开私家车，农村的人也不会营养不足，都是发胖、糖尿病、脂肪肝等以前富人营养过剩带来的病。我看到的另一个问题，世道人心，道德沦丧，当然这个问题不光是乡村，城市也有，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

住在农村，要耐得住寂寞。长沙一位书商到我家来过后，被山水风情迷住，在我旁边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将近100万元，但前后只住了60天，书商的老婆实在忍受不了乡村的简单生活，卖了房子举家逃离农村，回长沙去了。

提前退休，无官一身轻

2011年2月，我卸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两职，57岁那年提前退休，无官一身轻。

我开始当海南省文联主席是名誉性的职务，不用管实事，后来兼党组书记就很实职。我就想，要为这个单位做几件事，其实都是硬件设施建设，比如房子问题、位置问题、票子问题，我叫它们“五子登科”的事情。

三年以后，几件事情都做完了，我再干就是混了，就跟省委提出要走了。他们说你还没到退休年龄。我说我已经当了十年，按照你们规矩连续两届也够了，最重要的是我能干的都做完了，再做就是混官了，不要害我。他们也开通，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57岁就退下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之前睡觉，就像一个乡下人一样。读书、上网、写作，串门聊天。在乡下，我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日夜书》等众多小说和散文随笔。

《修改过程》是我最新的作品，也是给大学同学们的礼物，是一本写给同学们、同时代人看的小说。这本小说最早源于当年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时同学们的建议。我的同学们老鼓励我，写写我们大学的同学，20年前我也写过，甚至写过8万字，后来觉得不行，就把它废掉了。

年纪大了，没有了家务和工作的困扰，人到了耳顺之年，大学班级的同学会，开得格外勤，班级同学聚会也多了。好多人几十年不见，都很珍惜彼此见面的机会。短短几天里，就把同学们这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人生的变化都了解了。

77届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暗合了新中国与时俱进的巨变，一起相伴相随走下来，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生历程里的跌宕起伏、酸甜苦辣，全部都经历了。这些是我经验中的一块，丢掉有点可惜。

我现在年纪大了，经常回忆往事，《修改过程》是以几个人物的故事，来写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变迁，表现历史的嬗变和人们的真切感受。作为社会人的角色扮演者，到我们这个时候是谢幕的时候了。

回想一下，我们这代人，除了个别掌握重要权力外，纷纷退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退回到儿孙满堂或者是独自面对的孤独寂寞，包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到了做总结的时候。

我的《日夜书》和《修改过程》写的就是这代人陆续退场阶段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青春期经历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又幸运地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赶上了出国留学、打工移民，体制改革社会巨变，国有铁饭碗被打破，有人下海经商成巨富，有人官场春风得意，有人下岗吃低保。

从没有书读到知识大爆炸，从点油灯写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从粮票、布票、肉票吃不饱肚子，从物质匮乏到丰盛过剩，自己要管父母养老送终，自己的孩子却大多数都散落天涯，逢年过节才能见面。

人到了60岁以后，对世界、家国、人生的看法可能会有反思，检讨。原来非常庄严、神圣的事物，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原来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人和事，现在可能觉得有意义、有趣味。原来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现在可能真觉得无所谓了。

我在乡下住了快二十年，我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当地几公里村落里的老人、儿童都认识了。当地政府会请我给村干部讲课，当地的小学初中请我去讲写作，这些年，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周围的村庄搭桥修路。

这些年，城市化发展很快，农村的改革停滞不前，年轻人和中青年骨干劳动力都进入了城市，只剩下年纪大的老人和还在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读书的孩子。中国69%的人口和90%以上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运动”能否解决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关心的现实问题。

农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偏低，种地收入太低，导致农村人才流失，而且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这是农村现在最大问题。归根到底，乡村振兴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来源：澎湃新闻　|　韩少功／口述 张英／采访整理　　2019年0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