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之名 祝福祖国

我于1960年从印尼首都雅加达乘祖国大轮船“美上美”归国，在内地生活、读高中、大学，任中学老师一年，于1972年底移居香港。在内地生活12年，其中，在国立华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读五年（1964～1969）。居住在香港，差两年就是半个世纪了。

人虽然在南隅一丸岛，却心系家国，目睹、也亲历祖国的沧桑巨变，感触良深。

最初我听到“小康”、“脱贫“两个词，理解不深，主要并不知其究竟有无具体标准？但细想一下，我们这二十年来在内地接触到的、看到的，应该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吧！如果将它们与这十几、二十年我和瑞芬游览国外的感受比较，如果说，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世界富强国家之列，这不是信心爆棚的自我吹嘘，完全是一种“眼见为实”的真实感受吧！尤其是在2019至2020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大爆发期间，中国在很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打赢了初步抗疫战争，实在太了不起了！和一些西方强国的不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六十年代，我在内地适逢两大时期；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3）和十年动乱（1966～1976）的前半期。那时，我正好亲历、看到内地的三年经济困难，许多食物、用品定量，实行粮票油票布票，街上所见，人们都是黑、蓝一片，男女不分，冬天穿的都是这两种颜色的衣服，夏天清一色白衣蓝裤；女性身材曲线纯粹成了文学家书上的天方夜谭，丧失了任何性度特征；商店架子上空空如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卖，餐厅午晚过了时间就休息，也没啥可以吃的。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不饱。我们明白祖国刚刚成立十一年，应该体谅，大致知道是因为国内国外的某些原因造成，但是对当时的国际背景具体事件不甚了了。

移居香港，我们经历了飘泊、生存、温饱、拼搏、发展、稳定等好几个阶段（1972～2000），一直到2000年后，才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畅游中国一些大小城市、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西欧、东欧和北欧，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没有比较，就不知道中国如何进步；没有比较，也许脑子里还残留昔日内地一穷二白的景象。科技、工业、军事、电子技术方面我不是专家，没有置喙的余地，只说在祖国大地游览时感觉到的，当然多数是亲身经历，不是道听途说。

从衣食住行及人情等几个方面说起。

【住】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时代初，我在合肥二中教中学，学校安排我住在一校内一间单独的很小的斗室，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就没啥回旋余地了；后来调到合肥工业大学，住在教职员工宿舍，每一户都是一个房间单元（客厅、睡房合一），也仅约七或八平米而已。公共洗手间每层楼只有一到两间，各户的“厨房”就设在走廊自己房间门口，十来二十户用同一个时间烧饭炒菜，狭窄的走廊就烟雾弥漫。

这个七十年代初的状况，已经成为回忆中的旧风景。我们这十几年来去过北京、南京、西安、武汉、上海、杭州、曲阜、枣庄、天津、厦门、漳州、青岛、绍兴、凤凰城、乌镇、泰山等，为了深入解内地普通员工的生活情况，特地探访了几个博友、文友老师的居家，我们的借口是“我们要到老师您家吃你亲手做的私家菜”、“我们要吃你包的饺子”······哇，都大得不得了，至少都有150～200平米；在漳州，陈老师的家明亮宽敞，楼上的天台种植了不少花草，也是自家种瓜果菜蔬的自留地；在北京，王老师的居家也够宽大，溜冰没问题，明窗净几，学画都有自己的专室，她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住在她的家；我们在北京期间赵老师也非常热情接待了我们；在山东枣庄，许老师的家也非常大，最钦佩的是绝不满足现状，还要搬新居，我们探访她一家时，她们已经准备搬迁到更大的楼房去，还驾车载我们去看，那里正在大肆装修中；许老师的女儿女婿婚后也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窝。上海的老同事、老朋友，无论职位高低，家居条件都不错。

同样参加旅行团，在欧洲我们住的酒店，许多远不如我们内地的平价连锁店。他们所建的高档酒店，我相信也有，而且相当昂贵，但论那些大众化、普及性的酒店，内地的连锁店做得很好，租金只有一百多元到两百多元人民币。大小、设备、款式、卫生等等方面，已远非六十年代的简陋可以相比。

【穿】

无论到上海、杭州的百货公司、服装店，还是到福建厦门、特区深圳的时装屋，都可以看到女性服装色彩、款式都很时尚、完全现代化了，今昔非比。尤其是到冬季的上海走一走，发现内地朋友的衣着非常时尚高档。2012年12月我和瑞芬到上海开会，顺便见见老朋友。我曾经记叙见到中国中福会出版社老朋友，她们宴请我们所见到的情景：“·最后一晚，在席间，从在座的看上海女性，您不能不赞叹上海女性的衣着之讲究、之美、之时尚，走在全国前列。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女子，因为冬天没上海冷，或者根本没有四季之别，冬天到上海，在衣着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不是太寒怆，就是嫌小家子气，也缺乏了在冬季“临场”“实习”的经验，产生的是自惭形秽、自叹不如的感觉。迄今仍叫人惊艳的、风华绝代的上海影艺界明星重视衣着服饰的流风遗韵，在上海女性身上多么明显地体现着啊。以御寒为宗旨的冬季，服饰哪怕花款少，“名贵”就是经济实力的展示；冬季在上海，名牌店的御寒大衣、外套纷纷出动，花款多价钱高，上海女子不怕和您比试。像我们认识的一位韦小姐，米黄的大衣就近三千元，而她还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才工作几年。身材稍矮的，穿高跟鞋是常态，不穿高跟鞋反而会令人感到奇怪。那晚的饭局，我们看到在座的老朋友，身上穿着的大衣，都是那么厚实、样式新潮别致，一件比一件美丽大方。更重要的是，仅望一眼，身上马上被传染了一种暖意。’’（摘录自《上海，相约在冬季》）我们发现当时“中国制造”已经非常时尚了。

【食】

中国本来就是美食大国，烹饪、制作多样化、菜谱之丰富，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和历史，这方面不须我多说。六十年代，我们哪里敢设想内地有一天会进步到今天这个样子？到内地自由行，好朋友接待，绝大多数都很好客，朋友哪怕不当官的，只是普通职工、老师，都大方慷慨，叫了一桌子的菜；那些单位埋单的，也颇为丰富，有时菜只是普通食材制作，但厨师厨艺了得，满桌美食，当然有时剩太多也颇为浪费的。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大饭店、大酒楼、各种餐厅很多，食街餐厅成行城市，不难吃到全国几个菜系的代表性美食，点心都做得很好，物美价廉。我们在假日都会到深圳度假，顺便品尝各地美食。

【行】

内地新建的飞机场很多，设施不少，门面漂亮，机场服务也很好，海关设施井然有序。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高铁，虽然我们很少坐，但高速舒适赢得海内外乘客的称赞。纵然各种原因，不乘高铁而乘其他交通工具，也是蛮好的。在江南、闽粤，不少城市与城市之间，可以有长途汽车、面包车、商务车甚至的士乘搭，就看你的需要，其费用也非常合理。

【民族和人情】

一个国家的同胞情，非常重要，对于家族、家庭来说，就是同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兄弟姐妹，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同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唯有国民内部团结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家庭的事就会很快办好！这在2019～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爆发时、中国全国动员、上下一条心、将武汉封城、全国派四万多医护人员弛援武汉、湖北，在湖北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阻击战、只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大致控制疫情。

我们几度到内地旅游，无论是参加旅行团还是自由行，也都从个人角度感受到祖国那种“四海内皆兄弟也”的浓郁人情、亲情的感受，待我们这样的三胞人物（港胞、侨胞，台胞，——我们是六十年代的归侨，祖籍又是金门）如家人一样热情和亲切，我们中国俗语有句叫“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确实如此。

我们到西安旅游，以前在绍兴认识的旅伴雪莲接待，我妻子瑞芬下骊山时不慎扭伤脚，她带我们看医生、一个多星期来旅游时搀扶瑞芬，耐心地一路相陪；我们到深圳度假时，在湖北的一位博友小月就用罕见的“遥控”方式，“空中设宴“，让她在深圳的弟弟请我们到茶楼吃饭；我们去山东旅游，胶州博友蓝莓老师夫妇买好高铁车票陪我们到枣庄探访许老师，几日来都是许老师夫妇陪我们游览台儿庄、曲阜、枣庄、冠世榴园青檀寺和徐州；我们到漳州，都是靠陈老师和黄先生开车载我们到处参观游览；我们到上海，也有好几个不同行业的朋友热情接待和陪伴我们，如顾老师联络车子接送我们，还带我们游览召稼楼；小徐一家带我们游览嘉定，还请我们吃了好几餐不同的美食；秦文友和弟弟开车载我们到苏州，博友周老师又是设宴接风，又是陪我们雨中游览苏州古巷······中国人这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待客之道，实在值得大大传承，那是一种团结的力量，一旦大疫来袭，就可全国动员，打一场14亿人民参与的艰苦而必赢的战争，对全球的抗疫做出自己的贡献。

【国民教育】

COVID-19引发的抗疫战争，也让我们看到了全方位的舆论战十分激烈，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外关于病毒最早起源的大争论、网民关于一本日记的大争论，等等，规模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其在网络的呈现。不管争论的结局如何，我们看到了不少年轻人自觉地维护真理 ，维护祖国的决心！非常令人欣慰。这个现象说明了新一代人的历史担当。目前超级大国还掌握着世界话语权，我们继续进行从小开始的国民教育非常重要，这从大的方面说，是牵涉到我们国家接班人的百年大计。为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培养接班人，就要从小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这方面日本、美国、印尼等国家都做得非常好，香港绝对要加强！当然，也得警惕不要从民族性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如果要说遗憾和意见，一是内地有些公园和名胜古迹，其实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应该全部免费开放，老中青小，一视同仁，不要有区别。我们在世界各地旅游，有利于认识他们国家历史的，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很少收费。我们国家，有的公园很一般，收费昂贵；有的博物馆、古迹很精彩罕见，更应该费用全免。金门的所有公园、景点、展馆、古迹，全部不收费。

二是我上面的观感对象多数是大中小城市，没有机会下到农村看看。1964年我们入大学，第一年就下到福建南安农村（山区）与农民“四共同”，也一边搞“四清”运动。我们住在农民家中，当地农民家庭贫困，生活水平很低，基本上天天吃稀粥，每个月难得吃一次白米饭，难闻得猪肉香，现在岁月流逝了半个世纪，农村面貌也一定改观了，希望能有机会再去旧地重游。

一场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不但让我回想旅游欧洲时那儿的暮气沉沉，也感到了二十年来走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大小城镇的沧桑巨变，尤其钦佩自豪的是祖国那种对世界有所担当的义务和气派，如果我们多年前就敢自豪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那么今天，会更加光荣地说“我庆幸自己是中国人”！

【以下老照片拍摄於六十～七十年代】

【老照片1】福建泉州华侨大学（1964）

【老照片2】福建泉州华侨大学（1965）

【老照片3】广州1972

【老照片4】瑞芬用缝纫机缝製衣服（广州1971）

【老照片5】香港九龙公园（1973）

【老照片6】香港九龙公园（1973）

【老照片7】香港九龙公园（1973）

【老照片8】香港九龙租房（1973）

【以下基本上是隔了半世纪后的照片，即2012～2019年，最早的一张是2012年，衣食住行变化大】

本文是应母校国立华侨大学邀请校友就见证小康建设和脱贫的成就主题撰文而匆匆写就

2020年4月13日定稿

东瑞，原名黄东涛，福建金门人。1945年出生于印尼，1960年到中国学习，1964年进入华侨大学中文系，1969年毕业，1972年移居香港。目前在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任总编辑。现任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2011年中国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东瑞先生著作出版的单行本多达145种，其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代表作有《父亲·母亲》、《童年》、《良师益友》、《美丽的香港》等。

人物经历

东瑞，华侨大学1964级中文系校友，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秘书长、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副主席、国际艺术和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

东瑞是香港文坛重要的作家，他与夫人蔡瑞芬一起创办经营的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十多年来坚持扶持香港本地的中文作家，出版青少年读物，为香港社会的文化事业尽职尽力，深受香港社会广泛赞扬。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也因“热切关心社会下一代的文化素质，全力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书籍和刊物。出版社免收稿费，为社会服务机构刊物撰写专栏文章，并经常到学校及社团，为家长及中小学做‘亲子阅读’、‘读书与写作’的讲座，关怀下一代心智的健康成长”而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的“商界展关怀”标志公司的荣誉。

主要作品

东瑞先生着有10多部小小说作品集（800余篇），为小小说文体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推广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被誉为“香港新时期小小说领域的掌门人”。东瑞早年一度生活在香港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他的小小说创作取材广泛，其中多以写实为主，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如《老屋》、《他的爸和妈》、《天王车站》等作品，就是一幅幅香港社会的“浮生百态图”。《八号风球下》是东瑞小小说代表作品之一。他的小小说揭示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生活真相，倾情讴歌了现代商业社会里多种形态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批评了现代商业社会里表层和深层、个别和类型的人性丑。他主编、出版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小小说作家作品专集在30部以上，还常到香港各中小学举办小小说创作和欣赏讲座，促进教育、出版和小小说的结合；他组建香港的华文小小说学会，团结和培养了香港的小小说新人；他从精神、物质多方面扶持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文小小说创作，在东南亚的华文创作界享有极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