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企荐读

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整理｜周春林

来源｜《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头图插画｜中企图库

“本书既是写给学者的，也是写给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我希望我的经济学同行们读一读这本书，和我一起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纠正对市场的误解；政府官员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致命的自负’，多一些对市场的敬畏；企业家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高瞻远瞩。”

这是北大教授张维迎在其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序言结尾部分的一段话。而对一般读者来说，他相信只要认真读完这本书，也“会对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经济政策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评判”。

插画：中企图库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推销文案？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自信。事实上，自1984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来，过去38年里，“企业家”一直是张维迎的研究主题，他的大部分著作及论文里都有企业家的身影。

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不安现状、会主动去寻找机会的那一批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不变的，即那种“敢于冒险、不守常规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相当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后天能不能将其发挥出来是需要学习的。

从最初“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到如今“企业家精神”写入中央文件，几十年间风云变幻。张维迎坦承自己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不论学者、官员、企业家还是普通人，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先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三、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理论、反垄断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需要改写，产业政策也失去了理论依据。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张维迎甚至将其研究结论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背离，比喻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差异。他认为自己构造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远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

“用标准的经济学是理解不了企业家的。”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张维迎说：我研究企业家，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是希望通过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让我们的产权制度、法律环境、文化氛围变得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

这本书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三、企业家是做什么的？四、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它既是张维迎对自己企业家研究历程的回顾，也是对过往几年企业家精神相关思路的梳理。

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张维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

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将其分为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类，我们简称为“硬知识”和“软知识”。后者是指没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比如非常主观、个人化的诀窍、直觉等，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创造性的决策。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一样。企业家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主要靠硬知识。不理解软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企业家精神。哈耶克甚至认为，正是对实践知识的藐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做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知识日常管理工作。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企业家弗雷德里克•图德将冰块从北方运到南方、最后成为“波士顿冰王”的商业故事，生动诠释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简单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其他描述企业家精神的词汇还包括：冒险精神、好奇心、创新、自信、果断、偏执、有担当、不循规蹈矩、英雄主义等。

但研究企业家近40年，张维迎更想强调“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英特尔公司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不到退休年龄、尚未确认继任者人选时突然辞职，是因为自己在应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业务时决策失误，被认为是“英特尔史无前例的误判”。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他承认通过测算低估了苹果手机的产量，亲手扼杀了成为第一代iPhone处理器供应商的机会。

他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中讲的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的科学决策，最优选择是唯一的；而企业家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没有标准答案。

另一方面，企业家决策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来说，不仅资源、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是给定的，甚至游戏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没有能力改变约束条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他们受到三个非金钱动机的驱使：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对创造性的享受。不然你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屡败屡战、有的早就财富自由了仍在打拼。

基于对“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的结论，张维迎因此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真实世界的企业家不是按照理性人决策模型做决策，那么“市场失灵”的理论就推导不出来，政府干预政策也就没有了理论基础；打垮垄断者的应该是新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反垄断部门；产业政策不仅不会奏效，还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企业家容易成为“仇富”的对象？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是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基础。

对商业活动的仇视与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也就是俗称的“仇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被封为贵族；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民间更有“无奸不商”的说法。不仅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会如此。

基于过往学者及自己的思考，张维迎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归因为两点：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嫉妒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发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美貌、才能等等，它不同于羡慕，后者是自己想得到，而前者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够得到。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大家都一样，就谁都没有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而不能“济贫”，因为已有的财富可以没收，但本可以创造的财富不可能没收。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它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得必然导致另一个人失，有人变富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富人并不会侵害穷人的利益，只要你努力就行。

现实中，一般人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能赚钱。他们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贸易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一定是既骗卖者又骗买者。而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如果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还需要用道德规范加以引导。

张维迎建议，在认知层面，一是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二是建立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此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正”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什么样的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早在30多年前写《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时，张维迎还以为中国缺少企业家资源。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家的人都去做官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转向了企业界。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历了四个大的浪潮：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企业家，虽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非常具有冒险家精神；二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潮，陈东升将这些企业家称为“92派”；三是世纪之交留学归国人员和有技术背景的人主导的创业潮，诸如百度、腾讯、新浪等企业均在此期间涌现；四是2010年之后更年轻的一代企业家在网约车、网络游戏、在线教育、外卖、短视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业。

但在任何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怎么能够确保真正具有这一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这就需要一种机制。在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张维迎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拿别人的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是别人的，那么势必有太多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这个队伍；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而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硬币的另一面，是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选错人、搞砸企业的风险，他们必须积极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并因此获得企业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而拿到风险投资的企业家，也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那么，政府能否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呢？在张维迎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按正确的程序做事。

其次，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资本所有人选错了人，也要自己承担风险。要让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角色时，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关于保护权利和保护利益的区别，张维迎认为，创新离不开法治，而法治应该保护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利益。他特别想强调的是，保护利益的观念与创新不相容。因为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会损害旧技术旧产品的利益。如果保护利益受损方，就必然妨碍创新的进程，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他最后提醒的一点是，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民间，而且要比过去40年大得多。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力量，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